鄭振鐸在《屈原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一文中給予《楚辭》極高的評價：“像水銀瀉地，像麗日當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無星之夜，永遠在啟發著、激動著無數的后代的作家們。”

　　騷體

　　騷體文學包括楚歌和楚賦，它們有二個共同特點：其一是以《楚辭》中作品為模擬范式，其二是“兮”的大量運用;后者構成了騷賦有別于其他作品最明顯的外在標志。項羽《垓下歌》、劉邦《大風歌》、漢武《秋風辭》等帝王作品，以至整個兩漢魏晉騷體都是《楚辭》的繼承者。胡國瑞《魏晉南北朝文學史》曾指出“包括建安到魏末的抒情小賦言，可說都遠襲楚辭”。唐崇詩，文壇中心在詩，但韓愈、柳宗元、皮日休三家為代表的騷體作家，在中晚唐復興。宋至清，據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第三部《紹騷偶錄》，這一時期作騷體作品有50人，約110題，共計作品300余篇。這些，都是直接起源于《楚辭》。

　　賦體

　　賦體文學出于“楚辭”。這里的“楚辭”指屈原開創的文學形式，包括《楚辭》之前的就流行于世、有可能未進入《楚辭》的楚辭體作品。賦體的形成前人有多說，從大的方面，它與《詩經》傳統、戰國諸子文風、縱橫家排比論辯的氣勢不無關系，然而最重要、最直接的淵源則是“楚辭”。從句型上看，賦體文有的全部或大部運用騷體句，如枚乘《七發》等;有的大量運用散句的散體賦，如之后宋代蘇軾《前赤壁賦》等。從題材上和描寫手法看，賦體文的主要題材是約定俗成的，構思方法有規可循，這種類型化傾向來自前代的模仿，由于《楚辭》提供最典麗優雅的榜樣。后世賦便多仿而作，劉熙載《藝概》說司馬相如的《大人賦》出于《遠游》，曹植《洛神賦》出于《湘君》《湘夫人》等;郭沫若甚至說《遠游》是《大人賦》的初稿，張衡的《思玄賦》簡直是《離騷》的翻版。這些說法雖不盡然，但可見《楚辭》對賦體的貢獻。

　　詩歌

　　《楚辭》是公認的與《詩經》并峙的一座詩的豐碑，它創造了新的詩體，對詩歌對發展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辭》開創性地打破了《詩經》四言為主，重章疊韻的體式;其次，《楚辭》豐富了詩歌的題材，拓展了詩歌的表現領域，如招隱詩、游仙詩等便是直接從《楚辭》孕育出來的，政治詠懷詩等，受《楚辭》的影響亦很大;最后，最重要的是，《楚辭》在詩壇開創了一種文學傳統，今人視為“浪漫主義”詩風的一派都無一例外受其啟發，從中汲取精神與藝術得滋養，成了它的“苗裔”。屈原、阮籍、李白，以至于龔自珍等的作品，正是此種浪漫主義詩風的體現。

　　散文

　　散文是與韻文相對的，《楚辭》雖然是韻文，但它對散文的作用也很明顯。首先，它具備散文因素，如句式上長短不齊，有散文化傾向;如它結構抒發胸臆，辭章安排與散文通;如內涵上既可抒情又可言志，可論說也可質疑，與散文相接等。因此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稱《史記》為“無韻之《離騷》”。其次，它開創的寫法如問對及謀篇構思的方法，為散文所汲取。如《卜居》《漁父》都是一問一答，活潑有趣，后世類似文章連綿不絕，因此《文選》專門設“對問”、“設論”這類文體，《文心雕龍》也歸入雜文。從東方朔的《答客難》到柳宗元的《愚溪對》無不從這種思路來。孫綜在《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中評“屈子澤畔行吟，柳州愚溪對答，千古同慨”。第三，是騷體句入散文。在散文體中插入騷體句，可以抒懷、可以勵志，猶畫龍點睛，向為文章家習用。

　　戲劇

　　戲劇是綜合性的表演藝術，《楚辭》對戲劇的貢獻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部分作品包含了某些戲劇成分，如《九歌》，本身就是迎神娛神的歌舞樂章，就其文學的意義說則是先秦一部戲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直言為戲曲“萌芽”：“是則靈之為職，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樂神。蓋后世戲劇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 另一個方面，是《楚辭》中人物在戲劇的表現。其中，僅屈原的事跡，據馬曉玲《引商刻羽吊屈原》一文：歷代的雜劇、傳奇等有近二十種(包括未完成品)，其作者包括睢景臣、吳弘道、徐應乾、袁晉、汪柱、顧彩、丁澎、李東琪等，鄭瑜《汨沙江》(雜劇)、尤侗《讀離騷》(雜劇)、周樂清《紉蘭佩》(雜劇)、張堅《懷沙記》(傳奇)、胡盍朋《汨羅沙》(傳奇)等，今仍存世。近代，《楚辭》故事更是大量劇增，可說《楚辭》已融入戲劇文化中。

　　小說

　　相對而言，《楚辭》與小說關系較疏，只是一種文學的交融與滲透。《楚辭》對小說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其一，是想象空間的拓展，如《九歌》對神的思戀追求之于后世人神戀的啟發，如《離騷》《遠游》的騰云駕霧之于后世神怪小說的參照，如《招魂》之于志怪小說的借鑒作用，等。其二、題材故事的滲透，如王嘉《拾遺記》卷一十記洞庭山，又如沈亞之《屈原外傳》等，都將屈原入小說并神化。而關于屈原的傳說故事，更是于今不絕。乃至“戲說”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