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高等教育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中央政府利用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的機會，提出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設想和計劃，這是中國高等教育重要的歷史轉折。

　　從1998年至今的二十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發生了幾個顯著變化：

　　一、是大學的合并和擴容

　　通過合并整合，很多單科學校成為綜合性大學;同時，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大學擴容和新校區建設，高等教育在校生規模從1978年的87.5萬增長到了2018年的3833萬人，毛入學率達到了48.1%，更多人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二、是實施創建一流大學計劃，提升學術競爭力

　　設立“985工程”，重點支持部分大學的發展;設立國家和學校的人才計劃，大力引進優秀人才;通過增加科技投入、改善基礎條件，提升了大學的學術競爭力。

　　二、是增加教育投入，推進教育改革

　　中國的教育經費保持持續增長，2012年起，教育投入的GDP占比已連續七年保持在4%以上;鼓勵各學校積極探索，開展綜合改革，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推進管理體系改革，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建立大學章程，推進依法辦學;廣泛開展國內外大學管理層交流，借鑒發達國家的治理經驗，提高大學的治理水平。

　　有時候，我們身在其中，看不到自己的成就，但當走過一段路程回頭看時，就會發現我們的成就是很宏偉的。其實，對于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認識，我們最早是從國外同行那里得到的反饋。他們認為，中國高等教育這40年的變化太大了，非常了不起。我們這代人能夠參與到這一進程中，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當初，北大化學學院每年發表在世界重要期刊上的論文數量只有一兩篇，而美國一所高校的化學學院每年發表的論文數量大約有三四十篇。現在，我們已經在論文發表的數量上遠遠超過了美國大多數高校。可以說，現在的北京大學化學學院不弱于世界上任何機構。我們關注的重點也不再是論文發表數量，而是追求對某一領域的前沿課題有重大貢獻，這一方面我們還需要提高。

　　另外，北大化學學院現在的教師團隊非常優秀，每一位學者都有自己系統的研究領域。我們在選擇人才時，不僅僅關注他們現在取得的研究成果，更關注他們要建立怎樣的研究領域。優秀的學者首先要有自己關注的研究問題，否則就只能跟著別人走，這是沒有競爭力的。

　　高等教育必須改變粗放型發展模式

　　現在實施中的“雙一流”戰略的整體設計思路非常好。但目前有一些問題，比如有些高校過于看重評價指標，開始對著指標辦學。

　　建國初期，為了盡快培養國家急需的專門人才，我們借鑒了蘇聯的教育模式，大學本科教育高度專業化和職業化，是一種較為適應工業化的人才培養模式，造就了很多優秀的專業人才。

　　但是，在專業教育模式中，高校教學的核心是專業、學科的需要，而不是學生的成長和發展;高校更加注重知識體系的系統性和完整性，而對學生的個性需求和發展關注不夠。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市場經濟的發展動搖了高度專業化教育的社會基礎。隨著科學技術、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的發展，我們將面對一個急劇變化的未來。

　　面對未來的挑戰，大家不僅要使學生具有更強的學習和創造能力，還要使他們具有更強的學習和創造意愿。因此，大學必須要改變傳統的教育理念，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激發學生的內在學習和創造欲望。

　　高校應該把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相結合，給學生更好的學習和成長體驗。

　　一方面，不能扔掉專業教育的基礎，充分調動院系和老師的積極性。

　　另一方面，要與通識教育結合，讓學生擁有更寬闊的視野，具備更廣泛的能力。

　　另外，要建立多樣化的本科教育體系，給學生更多選擇，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北大做了很多努力和嘗試，比如元培學院等。

　　在這方面，北大在進步。但我最近走訪了一些地方院校，發現觀念上的差距非常大。在某些學校，學生大學四年的目標就是考研究生。當然，這種現象是由很多因素導致的，包括社會評價、人才評判導向等等，并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但大學不能埋怨任何人。因為大學有很多應該做的事情沒有做好。

　　現在，中國有很多優秀的大學，如清華北大，其綜合水平確實要高于其它大學。但我覺得，其它大學想要超越并不難，只要把教育做好就行。

　　一方面，高校要吸引優秀的學者。大學是學術機構，學者是大學的基礎。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學者就是大學。在大學里，主要的事情都是由學者去完成的，包括教書育人、學術發展等各個方面。如果沒有優秀的學者，大學是做不好的。而能否聚集最優秀的學者，是成為一所杰出大學的核心條件。

　　優秀的學者永遠是稀缺資源，高校想要吸引他們，就必須了解其訴求。我認為，對于學者來講，其學術發展和學術生涯一定是放在首位的，這是學者最重要的利益訴求。學校應該理解學者的主要訴求，學校的行政系統一定要為學術系統提供有力的支撐，營造出寬松、自由的學術氛圍，為學者的學術發展提供更好的條件和機會。

　　另一方面，高校也需要思考怎樣引導學者完成他們應該做的事情。學校的第一訴求是學生的培養，這與學者的主要訴求是有所偏差的，也可以說，教學并非是學者的天然選擇。“重科研、輕教學”，這是全球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普遍問題。但教學與科研并非是對立不可調和的一對矛盾，甚至根本就不是對立的。高校必須要利用資源配置、政策傾斜等措施，建立激發學者教學熱情的體制機制，引導他們做好教學。

　　因此，教師評價是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難點。教學與科研的特點不同，教師的動力來源不同，要采取不同的評價方式和策略。科研是有很強的自我驅動力的，并不需要學校賣力督促。在評價體系中，教師的學術水準永遠都很重要，這是由大學的定位決定的。而教學則不同，院系和教師都知道教學是首要責任，但如果沒有制度保障，沒有人監督，也可能會流于形式，放任自流。

　　因此，我們需要加強對教學評價的研究和改革，除了要在晉升中考慮之外，年度考核也要特別加大教學的權重，使教師更加關注教學和學生，促使教師在教學和科研兩個方面協調發展。

　　大學要找到教師的興奮點，做出長期的、制度性的安排，要讓教學與教師的學術發展緊密相連，建立好教學文化。

　　對此，北京大學做了一些改革。比如，允許學生在學部內自由選專業，在全校范圍內自由選課，給予了學生更大的選擇空間。學生的選擇和流動使部分院系感受到了壓力，促使他們要求教師更加關注學生，關注教學。

　　高校的管理體系也需要進行調整和改進。高校的管理者要思考，是不是能真正信任學者，是不是能給予他們責任和權利。學者就是大學，不僅僅要讓老師去教書、做科研，也要讓老師參與到學校管理、特別是學術管理中來。

　　在知識對經濟和社會發展貢獻越來越重要的時代，大學必須為社會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和學術支撐，也必須產生能夠影響社會發展的新思想和新理論。因此，大學的影響力既來自于學校的學術研究也包括畢業生走出校門后的貢獻，其中畢業生的狀況更受社會公眾的關注。

　　人才培養是學校的核心使命。這不僅是國家和社會對大學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學長遠聲譽最重要的來源。而學術研究對于大學來講也是至關重要的。

　　一方面，決定了大學的學術影響力和學術聲譽，也決定了支撐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是人才的培養基礎，對培養有創新能力的優秀人才是至關重要的。研究型大學的教育之美就在于師生在學術前沿的共同探索。

　　在大學的邏輯體系中，學生始終處于核心位置。人才培養涉及學校的方方面面，不僅涉及培養方案、教學計劃，還涉及教師隊伍、服務支撐、體制機制、資源配置等各個方面。因此，大學的教學改革不能只關注教學工作本身，而要將之看作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要集全校之力，以教育改革為牽引，推進各領域的綜合改革。

　　浙江大學的特點是雷厲風行，以“求是”為校訓，是過去二十年發展最快的學校之一。在浙大做校長是比較愜意的，大家都很敬業，踏實做事。

　　北大的特點是自由謙遜，是一所與眾不同的學校。北大最大的特點是學者做事的愿望和潛力都很大，在北大做事一定要有方法。

　　重慶大學的工科比較強，而且以應用型人才培養見長。我在重慶大學做了兩件事情，進一步推動工科教育改革。一是與長安和福特兩家汽車公司合作，建立了汽車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項目;二是與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合作，建立了帶薪實習(Co-op)教育項目，即學校與社會合作的本科教育項目。

　　與企業合作進行汽車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的想法，源于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2011計劃)。重慶市的汽車產業比較強，除了自有的長安汽車，還有合資的長安福特，而且，與之配套的汽車配件企業比較多，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產業鏈。另外，中國汽車研究院設在重慶，加上長安和福特的研究隊伍，重慶的汽車研究整體實力比較強。

　　在“2011計劃”項目評審中，專家對重慶大學汽車領域研究生培養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反映了“2011計劃”協同創新的根本理念，重慶大學的汽車協同創新獲得了國家“2011計劃”的支持。當高校和企業之間人才培養合作啟動之后，學術研究的合作也就自然而然地開展起來了。

　　第二個教育項目是重慶大學與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共同建立的辛辛那提聯合學院。重慶大學根據自己的學科特點，有選擇地在一些工科領域與辛辛那提大學進行了人才培養合作，開辟了加強工科實踐教學的新模式。

　　該學院采用校企協同培養(Co-op)模式，全英文授課，引進美方先進實驗設備，學制為五年。在第二學年至第四學年中，學生要在課堂學習與企業頂崗實習間交替進行，第五年赴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學習并完成畢業設計。

　　這種教育模式并不是職業培訓，而是讓學生通過實際工作，了解社會需求，培養實際工作能力，督促學生思考未來發展的方向。2018年，該項目的第一批學生畢業，從學生們發給我的報告里，我看到了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那種自信以及對未來的期望。